经学的今古文学派之争（上）

旋叶弄舞

既然谈到经学，有必要把经学这两个字注解一下。《说文》云：经、织也。从糸，巠声。”段玉裁将其训为纵线，由此引申为装订书的线，进而指书籍，经的原意是泛指各家学说要义的著述，表达是学派或者宗教阐述要义的权威性著作。汉武帝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故而唯儒家经典是经。中国哲学也由此进入了经学时代。
         “经”有人以为是孔子的著述，有人则以为当认官方所指定的儒家经典，今多采用后说。《史记•孔子世家》载孔子：删《诗》，编《书》，定《礼》《乐》，传易经，作《春秋》。故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当为六经，至汉初《乐》失传，故为“五经”。 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为西汉五经。“东汉七经”说法不一，据王国维《汉魏博士考》采用《论语》及《孝经》与之组成，章太炎于《国学概论》中亦指出“又有在汉时称为‘传记’的，就是《论语》和《孝经》二书”。唐九经是孔颖达又将《礼》拆为《仪礼》、《周礼》和《礼记》。《春秋》分为《左转》、《公羊传》和《谷梁传》。开成十二年于九经上添《尔雅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为“十二经”刻做石经。宋代的《十三经》则于其中增《孟子》，至朱熹始，兴《四书五经》之说。
        经学之中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之争历时甚久，其肇始于汉代。究其原因，当从焚书坑儒说起。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历史浪潮下，如果不甘自己学派的书被毁灭之厄运，唯一可行之法有两种，一种是将书记在脑子里，一种是将书藏起来。至汉武帝时，儒学复兴，为恢复从前的经典，那些儒学的传承者凭借记忆讲儒家经典口诵出来，以汉代实兴的文字——隶书记载下来，汉时谓之今文学派。与之不同，出土、出墙的儒家经典，成书于战国时期，由当时的文字——大篆书写而成的汉时谓之古文学派。
         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之主张、传承方法、及经典出处均有所不同，由此从对经的不同理解发展到各立阵营交相问难，逐渐形成了经学的两大学派。此二者之争，不止汉代一朝，后世主张、引据更为复杂，兹仅述汉代经文古文之区别。
        汉初，田何传《易经》因而创立了田氏易学派，其弟子施仇沛、孟喜、梁丘贺各自创立施氏、孟氏（京氏）、梁氏等易学派，为西汉立博士，此为今文易学。伏生以《尚书》二十九篇口授张生及欧阳生，欧阳生自立一书学派，张生传弟子夏侯都尉，夏侯都尉传其子始昌，始昌传胜，胜传从其兄子建，子建又师承欧阳高。鲁人申陪所传《鲁诗》、齐人辕固生所传《齐诗》、燕人韩婴所传《韩诗》。高棠生传《礼经》即《仪礼》十七篇，传于弟子萧奋，萧奋授东海人孟卿，孟卿传弟子戴德与戴圣，戴德传《礼》八十五篇，称《大戴礼》。戴圣传《礼》四十九篇，称《小戴礼》。《春秋公羊传》由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所着，胡毋生治《公羊》，传于董仲舒，董仲舒传于嬴公，嬴公传于睦弘，自睦弘后，分严彭祖、颜安乐两家，即“春秋公羊严氏学派”与“春秋公羊颜氏学派”。《谷梁传》乃是孔子为《春秋》注解所着，传说子夏将这部著作口述给谷梁俶，谷梁将它记录了下来，《春秋谷梁传》则由瑕丘江公所治。

        在此需言及《论语》及《孝经》。汉代的《论语》有《古论》、《齐论》、《鲁论》之分。《古论》是出自孔壁之中的。何晏治《论语》参取三家，故而《论语》无古今文之别。《孝经》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里也载出自孔壁，今无从考证。唯能见唐玄宗的注释。
         刘向以费氏为古文家，遂古文学派乃《费氏易》。鲁恭王刘非被封在鲁地，爲了扩修其宫，破坏孔子故居，在旧宅故居中得到《书》据称百篇，剧伏生所传二十九篇，而壁中所见竟达到四十六篇，且很多记载与今文颇多出入，后由孔子后人孔安国整理。因在孔子故宅发现，故名《孔氏书》。《诗》因为叶韵易于记忆，当时并未失传，故本无今古文之分。《毛诗》是鲁国人（一说河间人）毛亨所传的毛诗。《礼》之得与《书》之得相同，出于孔宅壁内，共五十六篇。今天能看到的礼是晋代人贺循引《礼》。而《周礼》则是河间献王向民间抄来的。  
      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：张昌献《左转》，于是《左转》重见天日。古文学派因势成较今文晚，故其分歧主要在汉末魏晋时代，兹不详述。
         古今经学派，其界定之标准，最主要的一点在于是否尊崇《公羊传》。古文学家以为左丘明的好恶接近于孔子，而公羊传所述都是天人阴阳之说，实则是以对于天的敬畏来维护统治阶级。此外，两派分歧还表现在如下几点：
甲）今文经学派主张“微言大义”，古文经学派强调对于经籍的考据、论证、训释。
乙）今文学家主张“通经致用”古文学家与现实的关系稍微疏远
丙）今文学家认为孔子是古代的政治家、哲学家，是“素王”。而古文学家则认为，周公为“先圣”孔子是先师，可见古文家更类似于历史学家、文化传承者。
丁）还是对经典看法的问题，今文学家认为六经为孔子所着；而古文学家认为六经是古代的史籍。

        简单的说，今文家就像哲学家，追求的是经籍的义理；古文家就像史学家，追求的是经籍的真实性。用台湾学者林义正的说法，今文家与古文家争论的焦点，就是求善与求真的区别。
        汉代古今经学之争，看似是学术之争，实则是功利之争。因在西汉，今文派占据五经博士等学术高位，而古文学派者大多难以授予五经博士，而只能退居次席。汉哀帝时，刘歆请求立古文经为博士，遭到今文经学家的大肆驳斥。王莽时，爲了笼络学术阶层，王莽爲了给自己“正名”给古文学派立博士，打压今文学派，但光武中兴后，今文学派复得席次。经过王莽、刘歆之后，古文学派的影响大大提升，在民间的流传甚至有超过今文的势头。东汉初年，爲了缓和今古文派别之间的矛盾，汉朝官方特地举办了一场“白虎观会议”，会议的成果，由班固编纂而成《白虎通义》一书。因而东汉一朝，两派之争论趋于和缓，只停留在统一两派意见，部份分歧也只有在立学官上。
        至三国时，有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今古文之争的局面，后文将述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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